平均律的興起
現代鋼琴，以及其他樂器所使用的標準音階，十之九九都是平均律（equal temperament）。平均律顧名思義，一切都是平均的，英文equal其實更為準確，即一切都是相等的。以鋼琴鍵來說明，一個八度中有七個白鍵五個黑鍵總共十二個音，這十二個音之間的音程間隔完全相同，所以平均律也稱十二平均律。
平均律的優點在於能夠自由轉調，缺點則是所有和聲都非真正和諧，無論大三度、小三度、四度、五度、六度...全部都偏離純律和聲一段距離。之所以要製造這樣一個什麼都不純的音階，肇因於鍵盤樂器的原罪：鍵盤樂器的音高無法在演奏中改變。
因為每個音高都是定死的，所以當它們要被運用在不同情況時就會產生非此即彼的互斥矛盾，比方說在純律中，Do跟Mi兩音作為三度和聲時，Do應該要高一點，完全和諧的純三度音程是較窄的(386 cent)，但是Do跟Sol兩音作為五度和弦時，Do卻應該要低一點，因為完全和諧的純五度音程是較寬的(702 cent)（註：此處較寬較窄都是與平均律相比而言），這時固定於某音高的Do就不能同時滿足兩者，所以只好把Do的音高定在兩者之間，雖然會使得三度五度都不純，但兩者都還在忍受範圍，這就是平均律的原理，也是鍵盤樂器必要的妥協之道。
此妥協之道在音高固定的樂器上很合理，但是在音高不固定的樂器上就不是必要了，比如提琴，演奏家的手指位置決定音高，所以演奏家隨時可以改變手指的位置來拉出完全和諧的聲音。前面例子中Do Mi Sol這幾個音的矛盾，演奏者只要稍微挪動按弦位置就馬上能解決，在提琴訓練中，甚至還有著「導音提高」這種利用音高自由的技巧，就是把主音前的半音（導音）刻意按得更接近主音，例如Si按得更靠近Do、Mi更靠近Fa，如此一來就可以得到更具力量的旋律表現。但即使如此，平均律卻仍在這一類不必妥協的樂器中得到完全的優勢，大多數的音樂家、演奏家都習慣於平均律音階。
有這麼一則軼事：一位Berklee音樂學院的高材生，在聽了某位提琴大師的演奏之後，感想是「拉得好美，但是為什麼音都沒拉準呢？」其實不是大師沒拉準，大師拉的音階是他心中理想的音階，可是年輕學生只聽得慣平均律的音階，所以就以為大師走音了，後來仔細探究，大師心中的音階是屬於well temperament的一種，與平均律相較其實更為和諧，可惜年輕學生不僅沒能欣賞這更為和諧的音階，還覺得老師拉錯了，這可說是平均律完全勝利與遺憾。
平均律的理念大約在十六世紀的中國就已經出現，西方也不會晚太多，總之這種「一切都平均」的音階思想並非近代才出現，但是它卻是在這近百年來才真正成為主流，壓倒所有其他音律，直到今天連職業音樂家都只識得平均律。為什麼它會這麼晚才受重視？為什麼又會成為顯學？
原因其一，在二十世紀初，鋼琴開始大量製造大量銷售，它不再是王公貴族獨享的樂器，一般家庭也多有能力在家放一台，但是一般家庭並無法負擔一位專屬的音樂家來打點這台琴並調整出一個理想的音律，即便是能夠負擔，鋼琴產業中也沒有那麼多專家人力來為這些家庭服務，所以鋼琴調音只能仰賴工廠中的技師進行，技師程度有高有低，不可能所有技師都通曉古今多種內容複雜的音律，於是乎「相對容易」的平均律便成為首選，它容易理解，容易說明，容易進行調音，速度快，規格統一，恰恰是最符合大量生產精神的一種音律。
原因其二，鋼琴這種樂器本身有一種「傾向不和諧」的特性。真正的鋼琴調音師都知道鋼琴的音高並非按照計算出來的標準頻率去調整，它是越高的音越偏高，越低的音越偏低，這是琴弦長度、張力以及琴鍵數目等各種因素綜合起來的結果，與其他古代樂器相比，鋼琴本身先天和聲就較不純，因此，當這樣的樂器大量被購買、彈奏、欣賞時，大眾的耳朵就越來越能夠接受「和聲不純」這件事，甚至認為理所當然。古代音樂家會因為平均律的和聲不夠純而摒棄平均律，但是到了鋼琴時代，和聲不純對大眾來說不再是問題，平均律以往被嫌棄的缺點就忽然消失了。
原因其三，二十世紀初是一個動盪的年代，俄國革命、中國革命，似乎都在說著階級意識消滅、美式民主在全世界得到巨大勝利並開花結果，貴族不再，人人平等。在這種氛圍中，平均律也成了一種「政治正確」的樂理思考，它每一個音程都相同，每一個和弦純度也都相同，沒有特別混濁的，也沒有特別漂亮的，全部平等，全部都可以被使用，不再像古代音律總有幾個和聲特別和諧、幾個特別醜，以致於音樂家總偏好其中一些，平均律簡直就是那些混濁的賤民和聲的救星！讓它們得以出現在音樂的舞台上，不再總是被音樂家摒棄。如此政治正確的音律，豈能不在那個年代風靡？同時，平等思想也更促進的鋼琴的普及（以前貴族才有的，現在你也能擁有！），鋼琴普及又更利於平均律發展，兩者形成互相增幅的加成效果。
原因其四，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是個實證主義立穩腳步的年代，理性、科學被當作是衡量事物價值的手段與標準，能夠被驗證、說明的現象才得到重視。在這種思潮中，平均律絕對獨占鰲頭、絕對是各種音律中最科學的一種，畢竟還有什麼比「相等」、「平均」更為理性的呢？一位音樂家選擇某種古代音律，理由可能是此音律的某些和聲比較和諧，但此理由終究還是只能算是個人喜好，因為和諧與否固然可以靠科學手段來證實，但是為什麼讓「這些」和弦比較和諧？讓「那些」和弦比較醜？這就純粹是主觀選擇而沒有科學能解釋了，因此各種古代音律必然都不是實證主義思潮下的理想標的。從來所有的音律都是為了解決八度五度的狼音問題，但只有平均律，它除了解決狼音，更是以一種非常簡明、非常不帶情感不帶偏好的方式來解決，這種「無情」的特色，恰恰與理性思潮完全契合。
平均律的興起主要理由就是如此，它是時勢所造的英雄，但是在音樂性方面卻說不上是一種最理想的選擇，畢竟它的內容包含了許多妥協、簡化等等或許與音樂目的衝突之處，生在現代的我們當然應該欣賞平均律的好處（也不得不欣賞），但是卻不必侷限於此，有很多音律，巴哈、莫札特這些音樂大師都認同，沒有理由今天的我們反而不去認同，鋼琴需要調音的朋友，下次不妨試試古代音律，聽聽巴哈他們聽的音階長什麼樣子！
平均律的優點在於能夠自由轉調，缺點則是所有和聲都非真正和諧，無論大三度、小三度、四度、五度、六度...全部都偏離純律和聲一段距離。之所以要製造這樣一個什麼都不純的音階，肇因於鍵盤樂器的原罪：鍵盤樂器的音高無法在演奏中改變。
因為每個音高都是定死的，所以當它們要被運用在不同情況時就會產生非此即彼的互斥矛盾，比方說在純律中，Do跟Mi兩音作為三度和聲時，Do應該要高一點，完全和諧的純三度音程是較窄的(386 cent)，但是Do跟Sol兩音作為五度和弦時，Do卻應該要低一點，因為完全和諧的純五度音程是較寬的(702 cent)（註：此處較寬較窄都是與平均律相比而言），這時固定於某音高的Do就不能同時滿足兩者，所以只好把Do的音高定在兩者之間，雖然會使得三度五度都不純，但兩者都還在忍受範圍，這就是平均律的原理，也是鍵盤樂器必要的妥協之道。
此妥協之道在音高固定的樂器上很合理，但是在音高不固定的樂器上就不是必要了，比如提琴，演奏家的手指位置決定音高，所以演奏家隨時可以改變手指的位置來拉出完全和諧的聲音。前面例子中Do Mi Sol這幾個音的矛盾，演奏者只要稍微挪動按弦位置就馬上能解決，在提琴訓練中，甚至還有著「導音提高」這種利用音高自由的技巧，就是把主音前的半音（導音）刻意按得更接近主音，例如Si按得更靠近Do、Mi更靠近Fa，如此一來就可以得到更具力量的旋律表現。但即使如此，平均律卻仍在這一類不必妥協的樂器中得到完全的優勢，大多數的音樂家、演奏家都習慣於平均律音階。
有這麼一則軼事：一位Berklee音樂學院的高材生，在聽了某位提琴大師的演奏之後，感想是「拉得好美，但是為什麼音都沒拉準呢？」其實不是大師沒拉準，大師拉的音階是他心中理想的音階，可是年輕學生只聽得慣平均律的音階，所以就以為大師走音了，後來仔細探究，大師心中的音階是屬於well temperament的一種，與平均律相較其實更為和諧，可惜年輕學生不僅沒能欣賞這更為和諧的音階，還覺得老師拉錯了，這可說是平均律完全勝利與遺憾。
平均律的理念大約在十六世紀的中國就已經出現，西方也不會晚太多，總之這種「一切都平均」的音階思想並非近代才出現，但是它卻是在這近百年來才真正成為主流，壓倒所有其他音律，直到今天連職業音樂家都只識得平均律。為什麼它會這麼晚才受重視？為什麼又會成為顯學？
原因其一，在二十世紀初，鋼琴開始大量製造大量銷售，它不再是王公貴族獨享的樂器，一般家庭也多有能力在家放一台，但是一般家庭並無法負擔一位專屬的音樂家來打點這台琴並調整出一個理想的音律，即便是能夠負擔，鋼琴產業中也沒有那麼多專家人力來為這些家庭服務，所以鋼琴調音只能仰賴工廠中的技師進行，技師程度有高有低，不可能所有技師都通曉古今多種內容複雜的音律，於是乎「相對容易」的平均律便成為首選，它容易理解，容易說明，容易進行調音，速度快，規格統一，恰恰是最符合大量生產精神的一種音律。
原因其二，鋼琴這種樂器本身有一種「傾向不和諧」的特性。真正的鋼琴調音師都知道鋼琴的音高並非按照計算出來的標準頻率去調整，它是越高的音越偏高，越低的音越偏低，這是琴弦長度、張力以及琴鍵數目等各種因素綜合起來的結果，與其他古代樂器相比，鋼琴本身先天和聲就較不純，因此，當這樣的樂器大量被購買、彈奏、欣賞時，大眾的耳朵就越來越能夠接受「和聲不純」這件事，甚至認為理所當然。古代音樂家會因為平均律的和聲不夠純而摒棄平均律，但是到了鋼琴時代，和聲不純對大眾來說不再是問題，平均律以往被嫌棄的缺點就忽然消失了。
原因其三，二十世紀初是一個動盪的年代，俄國革命、中國革命，似乎都在說著階級意識消滅、美式民主在全世界得到巨大勝利並開花結果，貴族不再，人人平等。在這種氛圍中，平均律也成了一種「政治正確」的樂理思考，它每一個音程都相同，每一個和弦純度也都相同，沒有特別混濁的，也沒有特別漂亮的，全部平等，全部都可以被使用，不再像古代音律總有幾個和聲特別和諧、幾個特別醜，以致於音樂家總偏好其中一些，平均律簡直就是那些混濁的賤民和聲的救星！讓它們得以出現在音樂的舞台上，不再總是被音樂家摒棄。如此政治正確的音律，豈能不在那個年代風靡？同時，平等思想也更促進的鋼琴的普及（以前貴族才有的，現在你也能擁有！），鋼琴普及又更利於平均律發展，兩者形成互相增幅的加成效果。
原因其四，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是個實證主義立穩腳步的年代，理性、科學被當作是衡量事物價值的手段與標準，能夠被驗證、說明的現象才得到重視。在這種思潮中，平均律絕對獨占鰲頭、絕對是各種音律中最科學的一種，畢竟還有什麼比「相等」、「平均」更為理性的呢？一位音樂家選擇某種古代音律，理由可能是此音律的某些和聲比較和諧，但此理由終究還是只能算是個人喜好，因為和諧與否固然可以靠科學手段來證實，但是為什麼讓「這些」和弦比較和諧？讓「那些」和弦比較醜？這就純粹是主觀選擇而沒有科學能解釋了，因此各種古代音律必然都不是實證主義思潮下的理想標的。從來所有的音律都是為了解決八度五度的狼音問題，但只有平均律，它除了解決狼音，更是以一種非常簡明、非常不帶情感不帶偏好的方式來解決，這種「無情」的特色，恰恰與理性思潮完全契合。
平均律的興起主要理由就是如此，它是時勢所造的英雄，但是在音樂性方面卻說不上是一種最理想的選擇，畢竟它的內容包含了許多妥協、簡化等等或許與音樂目的衝突之處，生在現代的我們當然應該欣賞平均律的好處（也不得不欣賞），但是卻不必侷限於此，有很多音律，巴哈、莫札特這些音樂大師都認同，沒有理由今天的我們反而不去認同，鋼琴需要調音的朋友，下次不妨試試古代音律，聽聽巴哈他們聽的音階長什麼樣子！